2024年度审计整改报告出炉。12月22日，《国务院关于202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报告指出，金融监管总局将“影子股东”、政商“旋转门”以及利用审批权、检查权、处罚权进行权力寻租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纳入年度监督重点；中国证监会定期开展离职人员从业情况跟踪，排查重要公权力廉政风险。
从传统的“本人在台前”“办事收财”“一事一清、一单一结”，演变为“隐藏到幕后”“以市场化民事化手段间接敛财”“多单统结、期权兑付”，近年来，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花样翻新，潜伏期长，甄别查处难度大。年中的2024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指出，金融、国企、能源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仍是腐败重灾区。在反腐败高压态势下，腐败行为的风险越来越高，而金融领域“含金量”高，专业化信息化程度也高，方便腐败分子采取更具专业、复杂的手段方式对腐败行为进行包装，与金融业务、金融交易工具相互嵌套，隐藏在正常金融业务活动中兑现利益，以规避查处，呈现出典型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特征。
审计工作报告在列举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新花样时，给出了一个具体例子：一省证监局原局长凌某等人2011年以来，伙同3户企业实控人，先在上市前借用亲属账户“卡点”突击入股，并采取银行票据背书转让等非现金、非常规转账方式隐匿入股资金来源，再在上市中为3户企业提供辅导备案、上市保荐，上市后凌某等人将购买的原始股已累计减持套现数亿元，且获利资金长期存放他人账户，只在使用时才转入个人名下。由此可见权钱交易手段之隐蔽复杂，也暴露出对“关键少数”、重要岗位等群体监督管理不到位问题。
让新型腐败不“新”、隐性腐败难“隐”，一方面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进一步发挥审计在反腐治乱方面的“尖兵”作用，同时严惩腐败，形成强力震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依法惩治金融领域职务犯罪典型案例中，黄某以加入某公司获取“劳动报酬”的方式收受贿赂，“是新型受贿政商‘旋转门’的典型表现形式”；李某、徐某在未实际出资的情况下，与请托人“合作经营”公司，以分配利润的方式收受贿赂，“是隐性腐败的典型表现形式”，被告人均被判处刑罚，体现了司法机关精准惩治新型腐败、隐性腐败的鲜明态度。
另一方面要严密制度，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条件。腐败分子之所以能够“靠金融吃金融”，假市场活动之名，行权力寻租之实，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制度“防火墙”存在漏洞，亟须补齐。比如，一些腐败分子在任职期间“提前筑巢”，为企业谋取利益，离职后到关联企业任职领取“定制高薪”实现权力变现，大搞政商“旋转门”，定期开展离职人员从业情况跟踪，就有利于发现类似打“时间差”将手中权力“期权化”的腐败行为线索。再如，腐败分子不直接出面参与经营活动，而是利用“影子公司”“影子股东”隐藏于幕后暗中操控，对此则需充分运用大数据手段抽丝剥茧穿透分析，破除贪腐“障眼法”，揭开腐败“隐身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