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实现经济发展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在这一进程中，行业协会商会作为连接政府、企业与市场的纽带，凭借其对行业的深度了解和广泛的企业联系，在服务企业发展、推动产业升级、规范市场秩序、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是弥补“市场失灵”与“政府不足”、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社会力量。
改革转型赋能发展
为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国家层面进行了一系列顶层设计与改革。以2015年《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为标志，推动协会商会增强独立性、回归服务本位。2023年，民政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服务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的通知》，更是在扩大内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清晰的任务指引，为行业协会商会服务国家战略指明了具体方向。陕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迅速将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本地实践。省民政厅等相关部门紧密跟进，出台了一系列具有本省特色的政策举措与工作机制，构建起支撑行业协会商会发挥作用的“四梁八柱”。
在组织领导与机制创新方面，陕西省委常委会连续三年专题听取社会组织工作汇报，省民政厅会同省发改委于2023年建立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厅际联席会议制度，并于2024年进一步将专项行动纳入《陕西省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重点工作任务清单》，明确多部门协同责任，形成合力推进的工作格局。
在专项行动与政策引导方面，陕西在2023年10月至2024年12月期间开展全省性行业协会商会服务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2025年2月，省委社会工作部联合省工信厅、省民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旅厅启动陕西省行业协会商会党建引领产业链和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聚焦党组织建设，引导协会商会助力产业升级与新型工业化。此外，省民政厅还推动“全省性社会组织服务高质量发展市县行”活动，促进区域经济与社会组织作用互促共赢。
西安电视塔商圈
在创新工作方法与督导机制方面，省民政厅将583家省本级协会商会划分为13个行业组，设立组长单位，畅通政策传导与协同发展。通过季度调度会跟踪进展，并将专项行动纳入省政府基本民生保障督导范围，组织多部门开展全覆盖督导，确保政策落地见效。
在省委、省政府的积极引导下，陕西行业协会商会围绕产业升级、企业纾困、乡村振兴、对外开放等重点领域开展了丰富实践，成效初步显现。例如，省煤炭工业协会牵头完成产业深度研究报告；全省协会商会累计制定标准600余项；通过减免会费、开展政策宣讲与技术研讨，助力企业纾困与数字化转型；带动社会组织实施乡村振兴帮扶项目，惠及群众400万余人次；陕西国际商会还在持续深化与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商协会的合作。同时，党建引领持续强化，全省已建立协会党组织750个，安康、平利等地探索产业链党建模式，有效破解产业发展“小散弱”难题。
面临五项瓶颈
在从国家到省、市的系统推动下，陕西行业协会商会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被有效激活，在促进产业升级、助力企业纾困、服务乡村振兴、推动对外开放等方面涌现出一批卓有成效的实践案例。然而，蓬勃发展的背后亦有隐忧。基于对陕西省内12家行业协会商会及14家会员企业的实地调研（2025年6–8月），研究发现，当前陕西行业协会商会在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仍面临一些障碍。
在人才建设方面，突出表现为人才结构失衡、吸引力不足及后续培养管理机制的缺失。部分协会商会年龄结构呈现“老龄化”，伴随出现了明显的“知识老化”，对数字化转型、跨境合规等新趋势理解不足，导致服务内容滞后于实际需求。与此同时，知识结构单一问题突出，普遍缺乏既懂政策与行业、熟悉数据与产业，又掌握市场与资源的复合型人才。岗位结构亦不合理，多数组织仍以会员管理、会议活动等基础工作为主，行业研究、技术服务等专业岗位多流于形式，未能有效支撑核心业务开展。人才吸引力方面，受制于薪酬竞争力和人员编制限制，难以引进优秀人才，进一步导致队伍专业能力薄弱。而在人才使用过程中，由于培养机制缺位，现有人员能力提升缓慢，难以匹配发展需求。加之人才管理粗放，人才效能无法充分释放，制约了协会商会向专业化、现代化转型的进程。
陕煤集团彬长矿业公司文家坡矿
在专业化建设方面，突出表现是政策服务能力较为薄弱，反馈机制不健全，影响了政策传导的效果。行业研究主体呈现“空心化”，尽管多数机构设有专业部门，仍普遍缺乏专职研究人员，研究过程则趋于“形式化”，既未建立系统的数据采集体系，也缺乏规范的研究流程，导致研究成果难以有效支撑行业实践。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其在标准制定与资质认证等关键职能上的缺失，受限于专业能力与行业影响力，协会商会难以履行规范行业秩序、提升发展质量的核心职责。这些问题最终传导至服务端，导致其对企业服务能力的单一与滞后。面对市场对精准化、专业化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服务体系难以有效响应。
在资源保障方面，协会商会普遍面临资金与资源短缺现象，主要体现在资金来源单一、创收能力不足及核心资源匮乏三个层面。多数组织主要依赖会费这一“单一输血”模式，但部分小型协会会费基数偏低，加之政策引导下的会费下调或减免措施，进一步压缩了收入空间，甚至导致“收不抵支”的运营压力。与此同时，其市场化创收能力薄弱，难以通过专业服务或项目合作形成持续“造血”，而且捐赠与投资收入同样微乎其微——尽管偶有会员企业捐赠实物商品，但资金型捐赠极为少见，加之受非营利属性与风控能力限制，几乎不开展投资业务，使资金补充渠道更加狭窄。这进而制约了其作为中间枢纽的资源整合能力，难以有效联动政府、企业与科研机构，在推动行业实际发展过程中显得“有心无力”。
在内部治理方面，突出表现在治理结构、财务透明和自律机制三个层面不够规范。在治理结构方面，尽管组织架构较为完善，但章程实际执行不力，部分协会商会的会员大会与理事会存在权力弱化现象，实际决策权被常务理事会或秘书处取代，而监事会因成员多为企业负责人或退休官员兼职担任，缺乏独立第三方参与，并且由于本职事务难以投入足够精力履行监督职责，这就导致理事会、监事会、秘书处等治理组织机构难以发挥相互制衡作用。财务管理方面，透明度明显不足，虽然部分组织宣称向会员开放财务查询，但实际公开内容存在显著的层级差异，普通会员仅能获取收支总额等笼统数据，而关键财务细节仅向常务理事及以上层级开放，使普通会员的核心知情权受到限制。这些问题使得行业自律机制缺乏系统性保障，整体治理效能因而打了折扣。
在政策环境方面，行业协会商会面临法律法规与政策支持不足的状况。由于缺乏专门的国家层面高位阶法律，仅依靠《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效力层级较低的规范性文件，使得协会商会在法律身份和职能范围上处于尴尬境况。这一问题进一步影响了“脱钩”改革的实际成效，部分协会在人事安排上仍通过返聘、兼职等方式保留行政色彩，财务方面则因政府购买服务占比过高而难以实现真正的财务自主，而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更削弱了其开拓市场化服务、构建可持续运营模式的内在动力。与此同时，政府在职能转移、购买服务和政策参与渠道建设等方面尚未建立制度化机制，导致协会难以有效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更深层次的影响体现在准入布局的失控，现行“单一机构审批”模式缺乏对行业需求和区域布局的整体考量，直接引发“一地多会”等乱象，不仅造成资源分散和竞争失序，也加重了企业负担，制约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能力重构的三个基点
面对上述问题，必须对症下药，从科技赋能、政策赋能、人才赋能这三个维度进行系统性的破解与重构，为行业协会商会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全面、深度的改革。
科技赋能旨在以数字技术重塑监管模式并提升服务效能。可由民政、工信、统计等部门推动建设省级行业大数据共享平台，并依照“13个行业组别”构建细分领域数据库，逐步打破数据壁垒。在平台基础上，鼓励政府部门向合规协会开放数据接口，支持其开展行业趋势分析、风险监测与企业服务，提升服务的针对性和决策支撑力。同时，推广“互联网+行业服务与自律”模式，支持有条件的协会开发轻量化分析工具或App，提供实时市场信息与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并建立线上投诉举报与处理机制，强化行业行为监测，增强自律管理的实时性与有效性。
陕西电子先导院光子器件工程创新平台
政策赋能旨在优化制度环境并增强资源支撑。为行业协会商会专门立法或修订条例，明确其法律属性、职能定位、权利义务、扶持保障及监督管理等，尤其需要细化在行业自律、政策参与和行业维权等方面的法定职责，以解决“身份尴尬”与“权责模糊”问题。还需要健全公开、公平、高效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制定并定期更新政府向行业协会商会购买服务指导目录，明确服务范围、质量标准与绩效评价办法，推动购买行为常态化、规范化，并探索建立信息平台，提升资金效益。同时，建立行业诉求“直通车”机制，明确行业主管部门与协会建立固定联系和定期会商机制，将征求意见作为重大政策制定的必要程序，并建立反馈说明制度，鼓励运用数字化平台实现诉求在线提交与跟踪，提升政策响应精准度。此外，还需优化行业协会布局与准入机制，设立前由登记管理机关牵头开展综合评估，从源头避免同质化竞争，鼓励同领域协会整合提升代表性，并对运作不规范、效能低的协会建立退出指引，形成优胜劣汰格局。
人才赋能致力于构建专业化、可持续的人才队伍。一是着力破除行业协会商会人才引进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具有竞争力和成长性的激励体系。推动协会构建与市场接轨、绩效挂钩的薪酬制度，探索实行“协议工资制”“项目津贴制”等灵活分配方式，突出贡献导向。二是鼓励拓展引才渠道，通过设立“特邀专家”“产业顾问”等柔性岗位，吸引退休专家、企业高管和高校学者以兼职或项目合作方式参与工作，弥补专职人才在数量与能力上的短板，并依托管理序列与专业序列“双通道”晋升机制，使专业人才不转向行政岗位也能获得职级与待遇提升，增强人才队伍的稳定性与吸引力。三是健全专职工作人员系统化培养体系，提升人才专业化与职业化水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岗位设置优化与绩效评价改革，引导协会设立政策研究、企业服务、技术合作等专业岗位，改变“重行政、轻专业”问题，扭转以“活动次数、会员数量”为主的行政化导向，并将考核结果与薪酬激励、岗位调整紧密衔接，形成绩效反馈与持续改进机制，充分激发从业人员提升专业能力、提供高质量服务的积极性。
（执笔：伍勇 白宝宏 黄怡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