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科技供给的数量与质量，直接决定产业创新的效益与水平。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四个面向”，着力加大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大幅提升科技供给质量，以高水平科技创新推进高质量产业创新。
产业竞争的关键变量
当前，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科技创新成为决定全球产业竞争的关键变量。持续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对于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的制胜之道。科技创新是产业创新的源头，产业创新是科技创新的载体。只有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才能占领产业创新发展的制高点。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快孕育产生更多颠覆性领跑型技术，积极开展跨越式创新或“无人区”开创性探索，能够催生一大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抢占产业前沿制高点，赢得未来发展主动权。
工作人员操作机器人进行不同场景作业的数据采集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科技创新是推动产业优化升级的核心动力。没有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就无法实现。加快科技创新步伐，提高科技供给质量，能够改变生产要素组合方式，改进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创造新的增长点，加速产业新陈代谢，推动传统产业向“高”攀升、向“智”蝶变、向“绿”而行，不断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确保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的核心支撑。现代产业的发展首先是自主安全地发展。产业自主取决于技术自主，产业安全取决于技术安全。关键核心技术缺失，必然导致产业链供应链陷入低端锁定困境，处处受制于人。提高科技供给质量，聚力解决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难题，有助于打破国外技术封锁，把发展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从根本上确保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
短板和瓶颈亟需突破
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取得了显著进步，产生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科技成果，有力推动了产业创新发展。但从整体上看，仍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和短板。
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足。基础研究投入不足，来源结构不合理。2024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总投入的6.91%，远低于美日韩等国15%—23%的比例。95%的基础研究经费来自中央财政，地方和企业投入仅占5%。企业基础研究投入仅占其研发投入0.36—4%，而日本企业达48%，韩国企业达58%。基础研究整体处于跟跑阶段，尤其在一些尖端原创科学思想、重大理论创新方面，很多研究处于跟踪模仿阶段，领先的领域和相关顶尖科学家较少，产出的重大原始创新成果不足。
工作人员在加工数通网络产品
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这几年，我们在攻克核心技术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取得不少新突破。但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还未根本改变。比如，高端芯片加工、尖端装备制造、航空发动机等领域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一些工业软件、精密仪器设备、关键元器件主要依靠进口，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领域的技术迭代创新仍在积累突破之中，等等。这些关键核心技术屡屡被少数发达国家“卡脖子”，对我国产业发展和安全带来很大风险和挑战。
颠覆性领跑型技术占比较小。科技创新发展的格局仍以“跟跑”和“并跑”为主。在多数产业发展赛道中，技术研发主要沿着国际成熟的路径推进。目前，在核电、高铁、新能源等重要领域实现与全球先进水平并驾齐驱，并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但在代表未来科技发展方向的尖端人工智能、下一代通信网络、革命性生物技术、先进材料以及深空深海探索等关键领域中，真正具备原创性、能够定义发展路径的颠覆性技术较少，在全球前沿技术体系中的话语权与规则制定权有待进一步提升。
打好优质供给“组合拳”
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应坚持系统思维，突出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集中力量加强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强化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一是优化体系布局。建立以原始创新为导向的科技创新体系和高效协同的科研组织模式，统筹布局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鼓励自由探索，实施原创探索计划，建立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遴选机制，遴选和资助具有创新性强、争议大、风险高等特征的原创性科技研究，推动产出高水平原创成果。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高质量凝练科学问题，优化顶层设计与系统布局，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与资源整合，在解决源头和底层问题中补齐短板。二是加大多元投入。建立科技投入持续增长机制，提高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比重，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鼓励企业和金融机构以适当方式支持，引导社会、个人以捐赠和建立基金等方式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深化科研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改革，持续优化项目与资金管理，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推广财政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经验，赋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的项目经费支配权和技术路线选择权，提升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完善科技奖励、收入分配、成果赋权等激励制度，让优秀基础研究人才得到合理回报，释放创新活力。三是深化国际合作。拓展国际科技合作渠道，构筑新型国际基础研究合作平台，持续推动科学数据开放共享和科学交流平台建设，营造有利于吸引全球人才的开放创新生态，吸引高水平科学家来华创新创业。
推进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一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促进“政产学研资用孵”各类创新要素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集聚。分类实施政府主推的有组织创新、高校和科研院所主导的原始创新、企业为主体的集成创新。二是抓好重大科技任务实施。聚焦国家战略需求，瞄准关键技术难题凝练科学问题，超前谋划布局，聚力组织实施科技重大项目。三是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持续强化国家实验室、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大力构筑高能级共性技术平台、前沿交叉研究平台、中试和小试平台、量产平台等，积极组建各类创新联合体开展协同创新，加快攻克更多“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
推动颠覆性领跑型技术发展。一是开展战略必争领域颠覆性领跑型技术攻关。围绕类脑智能、太空商业轨道运输、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等领域，加快突破脑机接口、火箭回收、6G卫星通信等颠覆性领跑型技术，探索工业、信息、消费、军工等多场景应用。二是布局发展非对称竞争优势颠覆性领跑型技术。积极布局发展碳基半导体、钠离子电池、太赫兹电子器件等非对称颠覆性领跑型技术产品。加强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应用支持政策和政府采购政策，支持首次商业化应用。用好消费补贴政策，鼓励“非对称竞争优势”技术产品在民用消费市场推广。三是加快储备一批未来战略安全颠覆性领跑型技术。围绕网络信息安全、太空安全、生物安全、能源安全等领域，聚焦区块链、波段干扰、新型疫苗、隐形涂料等关键颠覆性领跑型技术，加快研发攻关。建立前沿尖端技术、军民两用技术风险评估机制，及时评估新兴技术和产品的风险。
构建与高质量科技供给相适配的生态。一是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加快构建覆盖全面、指向精准、竞争有力的政策体系，从制度供给、资源配置、协调机制、科学评价等方面厘清一体化推进路径，促进各环节资源优化配置。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战略科学家为目标、以科技创新需求为牵引、以人才评价改革为抓手，持续优化人才选拔、培养、使用、评价、激励等机制，着力打造更多高层次人才团队、高能级人才发展平台，不断壮大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二是完善科技金融支持体系。推动财政与金融协同联动、有机结合、深度衔接，建立跨部门统筹协调机制，促进财政、金融、产业等相关部门精准分工、相互配合，形成服务科技创新的合力。发挥财政资金作用，推动投贷联动、风险共担等创新政策常态化，带动更多社会资本进入科技创新领域。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重点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创新金融工具，为不同阶段科创企业提供精准支持。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