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一带一路”是传承历史、面向未来的宏伟构想，不仅承载着促进沿线各国经济合作、设施联通的使命，更是推动文明互鉴、民心相通的文化桥梁。文化作为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体现，其在共建“一带一路”中的深层影响与驱动作用日益凸显。深入研究把握文化发展主动权、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机制和路径，对于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深化理论认识与把握时代意义上筑牢文化共建根基
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塑造力，早已跨越单一学科范畴，成为理解现代世界运行的关键维度。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演进揭示了文化从外生变量向内生动力转变的深刻趋势。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通过塑造价值观、信任度与创新精神，深刻影响着经济发展路径与绩效。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为量化分析文化差异对经济行为的影响提供了框架，国内研究亦表明根植于特定地域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心理，是造成发展路径差异的深层原因。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赴哈考古队与哈萨克斯坦伊塞克国家历史文化博物馆工作人员
在中哈联合考古项目拉哈特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新华社/供图
“一带一路”共建跨越不同文明板块，其成功推进必然要求超越单纯的经济逻辑，深入文化的肌理。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正是古丝绸之路文化交往精髓的时代升华。它启示我们，共建“一带一路”既是基础设施的“硬联通”，更是规则标准的“软联通”，归根结底是沿线人民之间的“心联通”。文化因素在此过程中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差异化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可能构成合作中的认知壁垒与风险变量；另一方面，文化中蕴含的互通基因、共同价值与情感共鸣，又能极大地增进信任，为持久合作注入深层动力。因此，将文化因素系统纳入“一带一路”共建的分析框架与战略规划是关乎倡议行稳致远的根本前提。这要求我们不仅要从学理上阐明文化的作用机制，更要在实践中培育高度的文化自觉，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巩固自身文化主体性，确保在开放包容中不失根本，在吸收借鉴中强化特色。
在审视文化资源禀赋与直面现实挑战中明晰共建方位
中华文明包容交汇，形成了底蕴深厚、异彩纷呈的文化资源宝库。历史上，正是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以及四大发明西传，同时西域的物产、艺术、宗教东渐，实现了空前的东西方文明大交融，生动诠释了文化交流与经贸往来相互促进的规律。
第七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 新华社/供图
然而，将丰厚的文化资源禀赋转化为服务“一带一路”的强大文化力与产业竞争力仍面临一系列现实挑战。其一，文化资源的转化与符号凝练不足。许多历史文化资源尚停留在静态保护或浅层观光展示阶段，未能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凝练成具有高辨识度、易于传播、能引发广泛情感共鸣的文化符号或IP。文化外交与传播有时过于侧重武术、杂技、民俗展演等表层形式，缺乏对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与当代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承载，难以在他国受众心中形成持久影响力与认同感。其二，文化产业集群活力与创新力有待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同质化竞争、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的问题。“资源依赖型”发展模式明显，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往往粗放，未能与现代科技、创意设计、金融资本深度融合。基于数字技术的文化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尚不充分，产业集群的韧性与活力面临考验。其三，对外文化贸易的广度与深度有待拓展。“一带一路”地缘优势未转化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品牌和文化企业。文化贸易结构有待优化，从文化资源到文化产品、再到文化品牌与价值输出的跃升之路依然漫长。这些挑战的核心，在于文化创造力、传播力与产业转化能力，尚未能与丰厚的资源储备完全匹配，文化主体性在实践层面的彰显仍需加强。
在剖析双重属性与互动关系中把握文化作用机理
文化因素服务“一带一路”共建，其作用机理深刻而复杂，集中体现于文化产业的双重属性及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向互动。文化产业兼具意识形态属性与商品属性，是文化传播的核心载体。文化产品与服务在被消费的同时，也在传递价值观念、审美取向和生活方式，这一过程天然具有降低文化隔阂、增进相互理解的沟通效应。与普通商品不同，优秀文化产品的消费往往能丰富文化内涵本身，提升民众的文化素养与精神境界。因此，发展文化产业绝不能仅仅追求经济效益，必须坚持社会效益优先。通过打造蕴含“仁、义、礼、智、信”“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又具备现代表达、引发人类情感共鸣的文化符号与精品力作，文化产业才能成为巩固文化主体性、树立文化自信、促进民心相通的强大引擎。
传统文化与现代发展存在辩证的双向影响。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仁义”“民本”“诚信”“和合”等理念，塑造了中国人的行为规范与社会结构，其中蕴含的治理智慧、伦理资源与和谐观念，可以为当代全球治理与跨文化合作提供宝贵启示。同时，文化具有稳定性与路径依赖性。某些深植于农耕文明的传统观念，若不能实现创造性转化，也可能在快速变革的市场经济与对外开放中成为思想观念解放、创新意识培育的潜在制约。因此，必须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与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相融合，释放其促进合作、激发创新的正向能量。
中国和印尼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旗舰项目印尼雅万高铁 新华社/供图
文化认同是“一带一路”行稳致远的因素之一。经济合作项目能否落地生根，不仅取决于资本与技术，更深层地取决于能否获得当地民众的文化认同与情感接纳。忽视项目所在地的宗教信仰、民族习俗、生态观念等文化因素，即便有良好的经济愿景，也可能遭遇挫折。因此，“一带一路”共建中应将文化尊重、人文交流置于先行地位。尊重历史与文化，在合作中寻求价值共识，在交流中培育情感纽带，才能跨越文化差异，构筑坚实的互信基础，使互利共赢的合作格局更加稳固。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中华文化开放包容、以文化人特质的生动实践，是在与世界对话中不断增强自身文化主体性的过程。
在探索多维路径与系统推进中践行文化共建使命
推动文化因素有效服务“一带一路”共建，巩固文化主体性，需要从内容、产业、理念、传播、保障等多维度协同发力，构建系统性的策略体系。
在内容创新层面，需聚焦创造性转化与IP引领。深入挖掘特色文化资源，运用现代科技与艺术手段，打造一系列具有全球吸引力的超级文化IP。通过影视、动漫、游戏、文学、衍生品等全产业链开发，使其“活起来”“潮起来”。紧跟数字时代趋势，大力发展“文化+科技”“文化+旅游”“文化+创意”等新业态，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文化体验产品，满足“网生代”消费需求，精准开拓“一带一路”市场。
在产业转化层面，需实施差异化策略与集群发展。科学评估不同类型文化资源的转化潜力与模式，避免文化资源丰富但产业滞后。改变对历史文化资源粗放式、同质化的开发模式，推动其向高附加值、高创意含量的产业链高端攀升。针对不同区域打造各具特色、互补发展的文化旅游集群，形成区域联动、立体丰富的文化体验空间，整体提升吸引力与竞争力。
在理念引领层面，需树立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文化发展观。既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其核心精髓，又要勇于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与市场竞争，在对话与碰撞中增强文化适应力与影响力。积极构建既具有中国特色、又易于被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话语体系，将“和而不同”“互利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融入文化产品与叙事之中，为“一带一路”共建奠定坚实的价值观基础。
在传播推广层面，需构建多元立体的对外传播格局。超越单纯的文化活动展演，加强学术交流、思想对话与深层次价值观沟通。支持翻译出版国内外优秀的文化人类学、国别研究著作，增进对沿线国家的深度了解，也为世界认识中国提供学术渠道。善于利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手段，创新传播方式，讲好中国故事。鼓励文化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多主体参与，形成文化“走出去”的合力。
在支持保障层面，需强化体制机制与人才支撑。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扶持文化产业“走出去”的政策，优化营商环境。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搭建更多的跨境文化贸易服务平台，降低交易成本。要大力培养和引进既懂文化、又熟悉国际市场、掌握现代科技的综合型人才，同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育知华友华的文化使者，为可持续的文化共建提供坚实的人才储备和人文基础。
综上所述，在“一带一路”共建的历史进程中，文化因素是深化合作、引领发展的深层动力与价值纽带。我们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在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中，不断巩固和彰显中华文化主体性。
